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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0日 星期三

蘋論:台灣是失敗國家嗎?修憲應強化國家能力;政府比企業更需要創新



蘋論:


台灣是失敗國家嗎

 
昨天本專欄指出台灣政體各部門關係混亂,影響國家能力,導致多年的政府空轉。因此呼籲在修憲時改革現行憲政體制,簡化為三權分立及權力制衡機制,並實行完全的內閣制或總統制,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以提升政府效能。僅僅法規鬆綁還不夠,更要政府鬆綁,官員、公務員鬆綁,解放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否則老躲在「依法行政」的盾牌後面混吃等死。

台灣像美國,過於強調限制國家權力,以至於政府無法做出艱難的抉擇。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互相牽制,虛耗大量的社會資源,造成政府空轉。如何做到三權分立制衡,又有政府的高效能執政,是這次修憲最大的挑戰。
國家能力的重要性,常遭研究民主的學者所忽略。台灣民主化之後,大家刻意削弱國家權力造成政府執政效能低落,於是有人懷念蔣經國、有人推崇中國高效能的黨國體制。台灣不能退行到小蔣、中國的開明專制,但搞到政府空轉也太不像話。
不是政府無能就等於民主,這世界上多的是政府效能高的民主政體。台灣要達到這個境界,民主才算深化及進化。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艾塞莫魯和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羅賓遜合寫的名著《國家為什麼失敗》指出,繁榮富裕或民不聊生的關鍵在於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和政治制度。能把經濟機會和經濟利益開放給全社會分享,保護個人權益,並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這稱為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即為榨取型制度,國家必然走向衰敗。換言之,是制度決定論。 

過分限權政府空轉

但是,廣納型的民主制度可能會倒退,退回榨取狀態。中世紀威尼斯因採行廣納型體制,一度非常繁榮昌盛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既得利益的菁英不甘於新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迅速把威尼斯拉往榨取型模式,導致威尼斯的式微衰落。
民主不是天生就有,更不會自動延續而會倒退。如果台灣過分限制政府權力,造成施政效能低落,政府空轉,那麼民主倒退將不可避免,台灣就是失敗國家。 


修憲應強化國家能力

 

許多人主張修憲的理由是總統大權在握,卻不必負責任,亦即有權無責,並舉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為例。是耶?非耶?
矛盾的是,一方面怪罪扁、馬無能,政府空轉;另方面責備扁、馬獨裁,沒有制衡機制,不對任何人負責。如果扁、馬真的獨裁,沒有問責機制,行政權不會受制於國會,政府就不會空轉;反之,政府空轉的原因是在野黨杯葛政務,直接造成總統及行政當局的失能,就不能說總統有權無責。

台灣行政效能不如中國、新加坡,可以解釋為獨裁國家是強國家、弱社會,百姓對政府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基礎建設政府一聲令下,居民乖乖遷走,政府行政效率自然高於事事講究人民權益的民主社會。然而,台灣的政府效能也差一些民主國家很多,例如歐美各國和日本、韓國,又如何解釋?
兩個原因:一是我們的政府制度出了問題,像是《憲法》規定的五權分立以及半內閣、半總統制度的內在反邏輯性,使政府部門在互相絆腳掣肘中虛耗體力。二是扁、馬的器識、胸襟、眼界,特別是執政能力太差,無法滿足人民對政府效能的需求。制度太爛、總統無能,形成今日台灣百廢待舉,民怨沖天的景象。
所以,不能僅僅修憲限制總統的權力。如果政府體制修得好,權力制衡設計完善,在這前提下,不但不應限制總統的權力,反而要增加總統的權力,因為台灣政府的執政效能太差,受到的牽制太多,無法滿足人民對高效能政府的需求。
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福山(F. Fukuyama),在他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把人類政治秩序分解為3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和可問責的政府(責任政府)。 

修憲讓政府有效能

福山說:「一個有效的政府體制必須讓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相平衡……我認為美國和其他一些民主國家,過於強調限制國家權力,以至於把我們逼到無法做出艱難抉擇的處境。」
這些觀點應該給我們修憲當參考。台灣只想到限制總統和政府權力,以至於政府空轉。台灣需要能幹的政府和總統,只要原則上具有權力平衡的機制,給政府和總統更多的權力,讓他們發揮執政效能,矯正強社會、弱國家的偏頗,達到國家與社會動態平衡的境地,是台灣修憲應走的方向。

政府比企業更需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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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運作不良,修憲之聲不絕於耳。我們的《憲法》固然天殘地缺,亟需全面大翻修,但是政府的消極無能卻不是修憲可以改進的,那和政府的結構、領導、文化、制度、官員素質、工作習性有關。

400年來毫無長進

現在的政府雛形是400年前形成的,經過好幾波的經濟跳躍與蛻變,產業界已脫胎換骨好多次了(沒能蛻變的企業早已淘汰);尤其電腦化以來,企業界已拋棄層級組織的垂直結構,轉型為扁平管理,很有彈性。政府剛好相反,400年來改變不多,科層組織疊床架屋,政府越來越肥大,毫無彈性可言。馬上任6年來,政府組織有如4期腫瘤,擴增得又大癌細胞又多,花的全是納稅人的錢。期待400歲的老阿公來解決眼前變化迅速的經濟與社會,無異癡人說夢。
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各國政府介入的越來越多,尤其是年金,但人民卻對政府普遍失去信任。政府吃力不討好的原因是:1、政府支出的增幅中很大部分來自社會支出的升高,而政府赤字與負債也水漲船高,使政府難以永續經營。2、政府管得太多,民眾卻沒感到什麼好處。3、隨著製造業外移,新型服務業的興起與金融市場的創新,社會越趨複雜而難以管理。政府已無法像以往那樣有效地指導經濟發展,對提升生產力也力有未逮。
在政府各單位中引入部分企業管理的方式應該是條活路。政治經濟學家因此呼籲,政府所有的機制,都得進行徹底的改革。
市場、企業及政治是國家一個運轉的迴路,缺一不可,當交易基礎改變,政府功能也必須相應改變。過去民主機制權力制衡的設計,導致政黨惡鬥、是非不分、阻撓立意良好的法案通過,媒體只有立場沒有是非,讓國家落入可悲的失敗。歐美亞多數民主國家都產生這些弊病,導致人民毫不敬重政治人物,政府功能越來越起不了作用,法律也離司法正義越來越遠,媒體也缺乏責任感。 

應讓更多公民參政

如何拯救民主政府?讓民眾通過網路進行政治參與,會增加決策的透明度和正當性,也可對抗利益團體的遊說及鑽法律漏洞。網路科技促使民主政治的直接民權成為可能,國會議員的重要性降低,弊端也會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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