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Berg 先生將他的公司賣給杜邦公司 後來--30年後 杜邦公司決定賣掉它
某公司買DuPont Connector System公司 要改回原先的公司名 Berg Electronics
我說的校友會介入歷史系的內政是我認為這很可能是學校的行政權
校友會可以放砲 就像我過去浪費許多時間寫些東西一樣 但是介入人事是不恰當的 除非接到投訴 與校方共同處理 這樣可能有點"合法"
總體而 我希望許老師可寫小說 或回憶錄
(前衛會出版他的散文精選集)
我提起郭冠英90年代企畫的張學良 不精彩--- 張的部下品質很差 張晚年很得意 "他家不收刮土地 有錢是做買賣的" 可惜沒講做什麼買賣..... 許老師提醒我們 張的藏書大半捐給東海 所以研究它們 (不少是外文) 也可以了解張---- me: 只是有書跟研讀過該書很難建立關係......
看來 許老師夫婦已挑出美國藏書要送東海的 因為他提到有本 JimmyＣarter 簽名的書似不宜送 免得後人誤解 (他事先簽300本給書商發 因為現場戒備森嚴)....
許老師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 所以問起 Herb. SIMON來
我跟他解釋Leo Strauss的學生的圍勦事件 現在可以補充
用Simon 自己的話
在第4章裡，我談到了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運動，
它的先鋒是芝加哥大學的查爾斯‧梅里亞姆 (C.Merriam)的系。赫伯特‧斯托林 (H.Storing)編了一本書，書名叫《政治學的科學研究論文集》，在這本書裡， 他每人一章分別批判了行為主義的帶頭人物，其中也包括我。 要回答這個政擊，需要一本同《管理行為》一樣厚的書，
我壓根也沒想過寫這樣一本書。在我看來，《管理行為》 一書本身就為自己做了最好的辯獲。 我的判斷似乎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時光的流逝並沒有減少這本書的光彩。 當然，我現在仍然被指控為“實證主義”，
而且好像這是多大一個罪過似的，不是大罪也是小罪。同時， 至今仍有相當普遍的人不太理解，如果在前提中不是至少有一個“ 應當”的話，為什麼就不能按邏輯推導出“應當”來。然而， 我想這些困難與斯托林的書沒有多大聯繫。它們起源現今的總趨勢， 把實證主義作為貶義詞用，而對於實證主義者相信的是什麼， 卻沒有個清楚的概念。 在經濟學方面，論戰開始得比較緩慢。
我最初的攻擊是幾篇關於稅會落在誰的身上 [1]和技術改變的文章，這幾篇論文與新古典主義的框架相安無事。然後是幾篇文章， 建議需要認識到理性的限度以便創造比較真實的企業形象。 在這些論文中，已經提供了進行這種挑戰的素材。
[1] 著者對此的解釋是，例如，房東按法律理應交稅，
但是他通過提高房租的辦法，將稅“轉嫁”到房客頭上。—譯注
許老師跟我們介紹美國的保險制
他還講了一則老友婦產科醫師的糗事
為了防止醫療糾紛賠償 他將所有財產過給太太 所以有一次到大學辦事 車被拖走
辛苦找到拖吊場 不給車 因為連車子都是太太的
只好打電話 要求授權取車
許老師說 朋友 人生賺這樣多錢 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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